在中国，清洁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的工人通常受雇于分包商，他们很少有机会使用休息区和定期休息。

早上6点20分，办公楼的走廊里依然一片昏暗。头顶的灯光闪烁，仿佛整栋楼都在犹豫是否要醒来。

只有一种声音是确定的——拖把缓慢、潮湿地拖过大理石地面的声音。

吴凤英已经工作了半个小时。

这位58岁的女士静静地穿过大厅，橙色的背心倒映在玻璃门上，眼周的疲惫凝成了淡淡的灰色月牙。她用手腕擦了擦眼睛，走向电梯间——因为那里已经留下了夜班员工的指纹。

“早上从大厅开始，”她说。“然后是楼梯，然后是楼层。一圈又一圈。”

她的声音轻柔，近乎疏离，但她的节奏——那种律动，那种重复——如同低沉的嗡鸣声，回荡在昏暗的大厅里。

清洁工们的一天在所有上班族到来之前就开始了。Photos: Jiawei Wang

在济南市的各个角落，其他的建筑里，也响起了同样的嗡鸣声。

在第一批员工大约九点到达之前，孙丽就已经擦拭完了一排洗手间的隔间。

“这些活儿都很脏，”这位52岁的清洁工说道，“最脏的活都是我们干的。我没受过什么教育。别人不愿意干的活，我们都干。”

这些清洁工每天工作八小时、十小时，有时甚至更久。但在清晨，在咖啡机嘶嘶作响、键盘开始敲打出零散的音符之前，清洁工们已然描绘出了这座城市的清晨。

当其他人到来时，地板干净整洁，垃圾桶空空如也，而清洁工们自己也已成为了背景的一部分。

以步数、楼梯和寂静度量的一天

七点钟，大楼里开始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和电梯的提示音。清洁工已经完成了第二、第三轮的清扫。

这栋办公楼散发着自己独特的气息：消毒水的味道，与循环空气混在一起。清洁工们轻手轻脚地走着，这是多年来在不总是受欢迎的环境中养成的习惯——尽量不打扰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

凤英走上楼梯，穿过走廊，绕过楼层的每个角落，从垃圾桶走到卫生间，再折返回来，就这样一圈又一圈。

她没有记录自己的步数，但她的同事会。

“她用微信手机记录我们每天的步数，有时候一天能走两万多步，”凤英说。“她比我年轻，但她的腿也都肿了。”

两万步，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的距离。而这一切，就隐藏在一栋大楼里。

凤英说话平淡无奇，仿佛在描述天气，但她的双手却在讲另一个故事。

当她谈起走路、搬运重物、工作时长时，她的手指微微蜷缩，因疲惫而微微颤抖——那种疲惫感始终挥之不去。

去年，她的裤子开始变得不合身。起初，她以为是布料松了。直到她站上了体重秤。

“干这份活之后，瘦了十多斤，”她说，“都是因为这份工作。太累了。吃得少，觉也少。这样下去，人都会变得虚弱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拿着保温瓶的手却在颤抖。

身体的记忆

对孙丽来说，疲惫不是一瞬间，也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高峰，而是她每天都要经历的人生旅程。

她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，在昏暗中穿好衣服，骑上电动车准备出门。那时她的邻居们大多还在睡梦中。这条40分钟的通勤路——要穿过城市的工业区——每天都颠得她手腕生疼。

“从早到晚，都是苦差事，”她说，“又累又脏，累死了。但是那个工作能不累呢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肩膀却耷拉着——仿佛在开口说话之前，她的身体就已经记住了每一小时的重量。

家附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。倒不是说这份工作工资很高，只是比那些几乎没收入的要强一些。

厕所隔间经常被用来休息和吃饭。Photos: Jiawei Wang

此刻，孙丽指着她刚刚擦干净的瓷砖，神情中既带着一丝自豪，又带着一丝无奈。“如果我在这里坐一分钟，他们就会说我偷懒，”她说。

话音刚落，她的主管就走了过来。她立刻直了直身子——那是一个微小的、下意识的动作。

这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工作场所：谁可以露面，谁必须隐身，规则早已写定。

难以预料的污垢

早上7点整，公交车在办公楼附近的路边卸下一车乘客。54岁的陈秀盈也在其中，她背着一个小背包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。

“我必须赶在上班的之前到公司，”她说，“在任何人来之前，整个大厅都必须先打扫一遍。”

她的上班路线是固定的，但她的工作却并非如此。

污垢却似乎总是……

难以琢磨的。指纹擦掉几秒钟后又会重新出现。镜子需要再次擦拭才肯让她的倒影完全稳定下来。

她每小时都会在墙上的一张纸上签名——电梯按钮、马桶座圈、镜子，每一项都已清洁过才能签字。每个签名都是一份劳动记录，每一笔都在证明她的存在。

“你完成一轮，休息一会儿，”她说，“然后开始下一轮。”

但那片刻并非真正的休息。它只是在刚刚做完的事，和不得不再做一遍的事之间，一点点短暂的空隙。

休息只是一个词语。而它的含义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缺失的房间

当被问及休息区时，每个清洁工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：没有。没有休息室。没有椅子。没有一个供人坐的地方。

“我们没有休息时间，”孙丽说。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就找个地方躲个三五分钟。但不能待太久。”

领导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坐下吗？她干笑了一声。

“领导会批评的，”她说，“在他们面前，你你根本坐不住。”

对清洁工来说，休息从来不是被允许的停顿，而是一种需要暗自计算的风险。

在中国，办公室清洁工很少有专门的休息场所。Photos: Jiawei Wang

对秀盈来说，最接近休息区的地方是水泥楼梯的底部。这里的空气浑浊，带着金属的气息。蜿蜒的管道像凸起的骨头。灰尘在手机屏幕的微光里浮动，潮湿的空气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味道和质感。

“没有窗户。只有一盏小灯。没有通风。总是潮湿的，”她说。

她和其他几个人带里纸板和矮凳子来坐。他们在那里吃饭，在那里呼吸，花几分钟让紧绷的背部稍稍的放松。

“但不能待太久，”她重复道，“如果被领导看到，就不能待了。”

司机有洗手间。保安有岗亭。经理有办公室。

清洁工们只有楼梯间、配电室和公众看不到的角落。

等级制度首先体现在建筑结构上，其次才是社会结构。

当疲劳成为身体的记忆

每个清洁工都记得劳动改变她们身体的那一刻。对凤英来说，是突然的体重下降。

对秀盈来说，是擦玻璃时滑倒的那一天。“我的膝盖撞到了水泥地上，”她说。“疼了一个月。但不能请假。没工作，没钱。”

对49岁的李洁来说，这种转变是心理上的。她的纺织厂在疫情期间倒闭，此前已经营了近二十年。2023年，一位表亲告诉她，商场需要清洁工。

第一天，她就被派到三楼的厕所。

“一个隔间……”她顿了顿，说道。 “太脏了。我根本不敢靠近。就算戴着口罩也一样。”

“我不是厌恶脏东西，”她说。

“只是。”她轻敲额头。“我的心理上没法一下子接受。”

工人们经常被迫清洁肮脏的环境。Photos: Jiawei Wang

她的培训很简单：一把拖把、一副手套，以及“跟着别人做”的指示。

清洁是体力活，但它要求身体承受大脑抗拒的东西。

无声的等级制度

大楼的管理者很少提高嗓门。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。

一天午休时，凤英靠在她从家里带来的泡沫垫上。“经理看到了，”她说。“说这破坏了大楼的形象。” “他让我把它扔掉。”

有一次，李洁在大厅的长椅上坐了两分钟。

“主管立刻就来了，”她回忆到。“他说‘你还没干完活呢，为什么坐着？’”

最近，一些清洁工注意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“经理们现在说话更客气了，”凤英说。“因为网上有人在看。但其实也没什么大的改变。”我们没有的，现在仍然没有。

在一楼，管理人员贴了一张告示，上面写着：清洁角。

告示下方：一把拖把、一个水桶和几块破裂的瓷砖。

没有椅子。

有人注意到了

这些女性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它们反映了中国城市清洁劳动组织方式所造成的结构性现实。

在大多数写字楼和购物中心，清洁工并非由大楼直接雇佣，而是由劳务中介机构外包。这种安排通常意味着，保障工人基本权利（例如休息场所、工作时间和福利）的责任被分散到多个雇主之间。

没有哪个雇主需要明确承担责任。

多篇社交媒体帖子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工人工作条件的关注。Supplied

近年来，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帖子（如上图所示）和【新闻报道】引起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。

在一篇网友的讲述中，一位清洁工的歇脚之处是楼梯下的一小块区域，她在那里铺上纸板和泡沫。为了找个临时角落坐下来吃饭，他们不得不临时搭建一个角落。

类似的画面，也出现在【中国新闻媒体】和网络论坛上 ，配图显示清洁工们在配电室、储藏室或其他原本并非供人使用的空间里休息。

这些故事引起了许多年轻人和学生的共鸣，尤其是女性。在那些清洁工身上，她们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。在一些大学校园和少数办公楼里，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非正式的互助行动。

学生和员工会给管理层写信，筹集小额捐款，或者购买凳子、水壶和微波炉，以便清洁工至少可以在室内坐下来吃饭。

在少数情况下，一些建筑会指定简易的“清洁角”，但这些仍然很少见，而且通常是临时性的。

然而，由于这些工人是通过分包机构而非他们所清洁的建筑物雇佣的，因此他们享受福利、带薪休息或指定休息区的权利处于责任灰色地带。

休息区没有被视为基本的工作场所设施，而是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——可以被移除而不会受到任何正式处罚。

变革的迹象？

最近，越来越多的人【在网上分享】他们在工作场所遇到的清洁工的照片。有些人说，他们最近才明白为什么公共洗手间的最后一个隔间经常被锁上。

这些图片引发了数千条评论，呼吁为清洁工提供基本的休息区：一个可以坐的地方、热水、电源插座和吃饭的地方。

听到这些，秀盈眨了眨眼。“真的吗？是真的？”她问道，“我太感动了。”

但她随即沉默了。

“这会实现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年纪大了，不指望能看到什么大的改变。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，对后来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”

丽则比较谨慎。“商场说他们或许可以给我们设置一个休息区，”她说，“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。我不想抱太大希望。”

然而，一些细微的、近乎脆弱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。

一位顾客曾对她说：“你辛苦了。”

“我当时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”丽说。

一切结束后的楼梯间

夜幕降临，大楼的灯光渐渐柔和。上班族们背着背包，戴着耳机鱼贯而出，走过光洁的地板——他们不知道，这地板一天之内已经被擦洗了三遍。

清洁工们开始了最后一轮的清洁。又一个垃圾桶。又一处污渍。又一个水渍。

有些人7点结束。有些人9点半结束。但没有人会立刻回家。

他们走到角落里：楼梯下方、柱子后面、电箱旁边的缝隙里。

不是为了休息。而是是为了呼吸。

舒展因十二小时的折叠而僵硬的脊柱。

伸直攀登过数千级台阶的膝盖。

提醒他们的身体，此刻，他们可以不被人注视地存在。

他们的一天在开始的地方结束：在建筑物的一个阴暗角落，

一个没有窗户、没有椅子、没有温暖的空间；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空间。

这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坐的地方。

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，以保护受访者隐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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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琳希望悉尼有更多中文单口喜剧演出，于是她创建了自己的团体。Supplied: Wildla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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